黃文杰

　　“心即理”是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既體現(xiàn)王陽明對宇宙本體與人生意義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價值追求與精神需求。深入研究“心即理”命題的價值土壤與主體自覺，不僅有助于準確理解陽明心學的內涵與本質，明晰其在當代社會的價值意義，更能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轉化、時代命題的回應，以及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有益啟示。

　　陽明心學“心即理”命題的生成土壤

　　陽明心學的形成并非單純的思想史演進結果，而是植根于特定地域文化土壤的理論結晶。尤其寧波作為王陽明的故鄉(xiāng)與核心實踐場域，其獨特的經(jīng)濟模式、社會結構及文化傳統(tǒng)，為“心即理”命題的生成提供了關鍵的現(xiàn)實基礎與觀念資源。

　　1、社會經(jīng)濟轉型與市民階層的崛起

　　陽明心學作為回應時代與百姓需求的實踐哲學，其形成與寧波及江南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變遷深度契合。寧波自唐宋起便是東亞海洋貿易樞紐，大運河與海上絲路的開放性，孕育了獨特商業(yè)倫理。至明代中葉，江南市鎮(zhèn)繁榮，資本主義萌芽出現(xiàn)，商人、百工及農民等廣泛參與工商生產，社會結構與價值追求發(fā)生重組。商業(yè)經(jīng)濟以個體自由交換為核心，要求個體脫離等級與血緣框架，成為獨立的利益與責任主體，這對傳統(tǒng)儒學“重義輕利”“安土重遷”的倫理形成沖擊。商業(yè)活動將合理謀利視為正當目標，手工業(yè)主因利潤革新技術，勞動者依報酬選擇雇主、跨市鎮(zhèn)流動。陽明心學“心即理”命題恰是對這一價值變遷的回應：它打破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嚴苛，承認個體“私欲”的合理性，為“四民平等”與個體價值確立哲學基礎，契合了市民階層崛起后的精神與實踐需求。

　　2、儒釋道思想的融合與浙東學術脈絡演進

　　悠久且持續(xù)的儒學傳承，為“心即理”命題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源頭和學術氛圍。寧波自漢代起便有虞氏家族等家學傳承，魏晉南遷士族帶入中原學術；宋代寧波科舉興盛，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四明學派突破程朱理學“格物致知” 的外在路徑，力傳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的主張，構建“重本心”的地域學術傳統(tǒng)。大儒王應麟曾說：“朱文公之學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陸象山之學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這為王陽明深化“心即理”提供直接啟發(fā)。再之，寧波作為“東南佛國”，禪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佛性在本心”的思想，彌勒、觀音文化普及性、親民性的價值取向，為“心即理”提供哲學方法與概念資源；王氏家族千年傳承的儒釋道多元文化，王陽明“由道入佛、再歸儒”的學術經(jīng)歷，更助其融會眾家。正是這一學術脈絡與思想融合，最終促成“心即理”理論的成熟。

　　3、封建專權強化與社會危機的現(xiàn)實驅動

　　陽明心學“心即理”命題的形成，也與明代中葉的社會危機、統(tǒng)治危機深度關聯(lián)。彼時封建社會走向沒落，宦官專權破壞官僚體系，政治腐敗、法度廢弛，民眾與士大夫受到壓制；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朱子理學漸趨僵化，脫離現(xiàn)實無法應對危機。王陽明提出“心即理”命題，將“理”從外在經(jīng)典拉回個體“本心”，個體無需依賴外在權威，向內探求本心即可判斷是非，實是封建專權下的精神突圍。面對外在秩序崩壞、內在價值失序，“心即理”承擔“重建內在秩序”的使命，是王陽明從哲學高度試圖以思想匡正人心、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路徑。

　　陽明心學“心即理”命題的主體自覺

　　“心即理”命題的形成，不僅為“寧波幫”的崛起與長盛不衰、為寧波城市開放務實發(fā)展提供了學理支撐，同時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彰顯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對于增強文化自信，有著積極現(xiàn)實意義。

　　1、認知維度：“心即理”解構外在權威，確立主體認知的自主性

　　“心即理”堪稱道德主體革命。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強調人人本心先天具“理”，無“上智下愚”之別，既瓦解外在權威對道德的壟斷，也打破傳統(tǒng)道德束縛，讓個體從規(guī)范服從者變?yōu)榱贾�發(fā)現(xiàn)者，為各階層道德覺醒提供可能。當外在制度難以覆蓋所有商業(yè)場景時，個體的“良知自律”便成為約束行為的“內在法則”。由此，道德實現(xiàn)“他律”到“自律”的轉向：踐行道德不再為“避罰”“求名”，而是為“成為更好的自己”主動追求，境界從“守規(guī)則”躍升至“護良知”。這在“寧波幫”實踐中尤為鮮明：同仁堂恪守“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祖訓，葉澄衷從“拾金不昧”成為“五金大王”，宋漢章創(chuàng)建中國保險公司如約理賠等案例，標志商人從“四民之末”的道德邊緣者，轉變?yōu)?ldquo;以良知為準則”的主體。

　　2、實踐維度：“知行合一”突破被動行動，激活主體創(chuàng)造的能動性

　　“心即理”并非書齋空談，而是指向“事上磨”的實踐哲學，其核心是賦予實踐意義建構的主動性，推動個體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定義世界，這是激活實踐能動性的起點。王陽明“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論斷，并非否定客觀事物，而是強調事物意義需經(jīng)主體意向賦予：個體不再是“旁觀者”，而是主動賦予價值的“創(chuàng)造者”。近代“寧波幫”的崛起是鮮活注腳：他們接納西方科技，開創(chuàng)中國近代百余個“第一”，將商業(yè)與近代化需求結合，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當代寧波企業(yè)更將“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落地：江豐電子以“心中學、事上練、事上磨、事上見”轉化思想為行動，舜宇集團憑工匠精神實現(xiàn)鏡頭價值從“看得見”到“看得清”再到“看得懂”的不斷蝶變。

　　3、價值維度：“與天地參”拓展個體格局，升華主體價值的超越性

　　“心即理”的核心，是將“理”錨定個體內在“良知”，而“良知”天然蘊含對他人、對群體的關切。這區(qū)別于傳統(tǒng)道德源于宗族或皇權的外在強制，“要我關切”的被動服從，而是“我要關切”的主動選擇。如寧波藥業(yè)行會商人，因良知自覺干預行業(yè)摻假，守護群體利益，即是“心即理”的商業(yè)落地。“心即理”以“萬物一體”重塑個體與群體關系，讓個體認知到二者依存共生，推動群體關切從“共情”轉為“行動”、從“善舉”升級為“成人成己”的“系統(tǒng)實踐”。“寧波幫”商人實現(xiàn)個人追求與社會價值的深度融合：既守契約積財富，又以誠信規(guī)范行業(yè)、用慈善反哺社會，將商業(yè)活動升華為踐行良知的平臺。

　　（作者為市文化旅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