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錢

　　一

　　在基層干部的言談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中，“破解”這個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如破解了什么樣的困境、破解了哪方面的難題等。

　　這表現出基層干部敢于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攻堅克難的勇氣與作風，也折射出當下矛盾問題多、解決難，到了不破不解之程度。

　　難題之所以難，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觀方面，很多難題是經年累積的沉疴舊疾，在時間的層層包裹之下，各種矛盾疊加變異、各方面因素聚變裂變，不僅使問題的表面粗糲堅硬，頑固無比，其內部亦如養蠱，奇毒無比，很難攻克。

　　比如經濟學家任澤平提出，房地產業“不能漲不能跌也不能不漲不跌的不可能三角形”，可能就屬于這一類“非一日之寒”而致的難題。

　　難題之所以是難題，還有可能是出現了“黑天鵝”，或者遇到了“灰犀牛”，也即客觀情況出現了重大變化，發生了“情勢變更”，原來不難的問題變難了，原來就難的問題變得更復雜了。

　　比如在高質量發展之路上，來了一只叫疫情的“攔路虎”，又來了一頭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灰犀牛”。

　　難題之所以難，更可能是處理問題的人，主觀上有短板、弱項，能力不足。比如精力不集中，在“既要、又要、也要、還要”面前，分身乏術，亂彈鋼琴；比如功夫欠硬，以豆腐打鐵，用雞蛋碰石頭；比如用情不專、誠意不夠，不用說金石不開，就是瓷器，也可能不會應聲而碎。

　　更有一種主觀上的問題，就是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本來不是難題的問題，被人為硬生生地“做”成了難題。席慕蓉有一首詩，題目就叫《難題》：“我的難題是/在一生里/如何保有一種/如水又如酒的記憶。”從藝術的角度欣賞，可以說很有哲理，也不缺意境，而換一個角度去讀，卻有那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作味”。現實中，類似“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的難題，為數也不少。

　　無論是客觀上真難，還是主觀上“缺計”，遇到繞不開躲不過的難題的時候，就該“破解”上場了。破解，正如這個并列式詞語本身，是由“破”和“解”兩個動作組成的一套完整程序。

　　二

　　“破”是手段。

　　之所以要用“破”這個手段，主要原因是難題太難，不破不僅無法看清問題本質，更無法找到突破口，“破”的方法，可強攻，更宜智取。

　　強攻，有如戰爭中的攻城戰，攻方必須集中優勢兵力，配足壓倒性火力，才能在固若金湯的城防上撕開缺口。這幾年，拆遷工作中的“拔釘”、信訪積案的“清零”，都是各地利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強破”的成功案例。

　　但是，一味地掄錘猛砸，霸王硬上弓式的蠻干，用力過猛，就可能變成破損，甚至是破壞。難題未破解，反成一地雞毛。 所以，更多時候應該以智求破。比如，有的難題可以“施壓”求破，也就是在難題上巧妙施加某種或某幾種壓力，讓其露出破綻，自行“破殼”，自我分化，甚至自己瓦解。

　　有的難題可以用“尋弱”“窺隙”“探穴”等方式尋出薄弱環節，窺出“破相處”，探明突破口。有一首歌唱道：“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任何難題中，都應該會有那道讓光進來的裂縫，這就是破解之處。找到找準，破解難題就會又準又快。

　　有些難題，“破”要做一種價值取舍。比如“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難度非常之大。但如果作價值取舍，在特殊時期、少數地方，明確“寧可暫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也不能讓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傷害”，解題思路就會豁然開朗。

　　還有一些難題，有時候也只能試試運氣去破，但也值得試試。畢竟“試破”也是一種積極的“試錯”。不管怎樣，最要不得的是難題面前連“破”都不敢，就更別提能“解”了。

　　三

　　破解破解，不管怎么“破”，都只是手段，“解”才是目的。

　　“解”也有幾個步驟。

　　首先是“解開”，看看問題究竟在哪里，“臨床表現”有哪些，危害又怎么樣。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就有了“君有疾在腠理”的認識，十日后復見，又做出了“君之病在肌膚”的判斷，又十日，再做出“君之病在腸胃”的鑒定，再十日，得出了“疾在骨髓”的結論，可以說解得及時又精準，步步深入，步步驚心。無奈，桓侯堅信“寡人無疾”，終致不醫遂死。

　　但無論如何，沒有“解開”這一步，前面的“破”就是無用功，更談不上把難題最終破解掉。這需要專業精神，更需要攻堅克難的決心，不管蔡桓公相信不相信，或者高興不高興。

　　其次，解開之后，“解析”步驟不可少。解析即對問題的因與果、矛盾的主與次、情形的緩與急，進行條分縷析，查出問題癥結，還原事實真相，找到解決辦法。沒有這一步，解開就成了拆“盲盒”，破解也就成了“厚黑學”中的“鋸箭法”。

　　蔡桓公之死，根本原因固然是其本人的諱疾忌醫，但也可能與扁鵲一開始沒有解析到位有關。如果扁鵲在前面幾次見桓公時，當面陳述專業的解析，事情可能還會有挽回的余地。工作中的其他難題也一樣，有分析才會有對策，原因分析到位，解決才會精準有效。

　　不看廣告看療效，解決才是破解的根本目的。無論是“破”，還是破之后的解開、解析，如不解決，都是在做無用功，以表面文章自欺欺人。如果沒有解決這一步，前面工作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會讓問題更復雜，后續解決起來難度更大、成本更高。

　　比如，信訪積案“清零”工作中，如果只是在程序上做終結，信訪人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就很有可能導致“反轉”與“回流”，再得來一次“清零”，難度和成本會更大。同理，一個晚期癌癥患者，如果不動手術，保守治療，也許能再活幾年。但如果把病人送上手術臺，打開病灶后，什么都沒做，又縫合起來，不僅導致患者再傷元氣，而且易使癌細胞轉移擴散，“破解”就成了其死亡的“加速器”。

　　四

　　如果說“破”的時候，可以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手段多管齊下，那么到了解決問題的環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對癥下藥。是打針吃藥，還是手術摘除，或者兼而有之，混而用之，全看治療的需要。這其中，既要防止剛解決了一個難題又生出一堆事情，剪不斷理還亂，也要防止解偏解錯，避免上面生病卻讓基層吃藥。

　　這就要講大局，重規則，還要有建設性思維，舉一反三，建章立制，把個案經驗上升為制度化的成果，讓“我”的破解之道，成為“大家”解決類似難題的他山之石。

　　如此，破解就從“破”到“解”到“立”，持之以恒，很多問題就會不破自解。到那個時候，長效機制帶來的長治久安，會讓擔當破解之責的基層干部，更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