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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馬老師堅持給幾名抄襲論文的學生判了零分。他的堅持為自己換來了“二級教學事故”的處分。處分他的理由有兩條，其中一條是：因為他沒有發現其他一些學生的論文也是抄襲的，因此有“主觀錯誤”。(6月29日《中國青年報》)
“一個大學教師有沒有給抄襲論文判零分的權利”本身就是個既悲哀又荒誕的命題。論說起大學學術的使命，往高處說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往低處說起碼也應對學術研究保持一種底線的真誠。當前學術界的“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成果評價不公、科研行為不端”不絕于耳，讓我想起顧炎武先生的那句名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大學，既是學術主戰場、更是學術發軔的“幼稚園”――中國學術界的流弊或惡習，不都能在大學“準學術領域”找到曖昧的影子嗎？今天寬容一個抄襲的“大學生”，明天就是縱容了一個抄襲的“教授”、“學者”。反思我們痛心疾首的“學術不端”，不恰恰是大學教育中“論文抄襲”等潛規則較長時間肆虐后的怪胎嗎？或者說法不責眾、或者說見怪不怪，但我們起碼應該給這個如同《皇帝的新裝》里小孩子般真實的馬老師一點掌聲，其行為的正義性是不能抹殺的。至于學校處分的所謂“沒有發現其他一些學生的論文也是抄襲”的理由，就如同以“沒有發現其他小偷”來處分抓了小偷的警察一樣悖謬。
馬老師為“判零分的自由”支付了昂貴的行為成本，這讓我們再次警醒于國內大學學術自治的亂像，堅持自己的“學術異見”就被“淘汰”的“逆選擇”曝露出大學官僚制運營中扭曲了的行政力量歸置學術方向、整飭學術思想、打壓學術自由的弊端。羅素說，須知參差多態乃幸福本源。現代大學大約是一個擁有“教育與學術自治”特權的團體，它負有特別的義務來承擔多元化的社會責任，堅持學術與道德的訴求、服務于社會而非特殊利益團體等等。大學所擁有的這種特權與大學所肩負的責任，要求大學具有自己的宗旨、品格、學術和道德標準，正是這些品性才使大學獲得了“教育與學術自治”的特權并自我傳承。
西方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基本遵循一個“3A原則”(“學術自由，學術自治，學術中立”)，但哈佛校長恰因為一句話(女孩在數學上和科學上的智力，要比男孩差一點)，就被一個女教授拉下馬——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西方大學的行政建構是教授自治、學術自治的，“院長”不是特權的標簽；二是表達的自由不能與基本的公序良俗相抵觸，教授的自由或者領導的自由不背離基本的是非標準。當我們還郁郁于“判零分的自由”的時候，恰證明中國知識界對程序正義和契約規則的概念是多么淡薄、大學治理中長官意志的自由裁量權限又是多么寬泛。
成功的大學治理制度的核心是學術自治，教授自治。沒有基本的“學術自治”，就沒有教師“判零分的自由”。 (鄧海建原題:從一起“教學事故”看學術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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