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寧波網訊：3月5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的當天，吳敬璉提出“全民炒股”這一話題。而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的數據，深滬兩市的個人股票賬戶在3月2日首次突破了8300萬，個人股票基金賬戶則已經超過1700萬，這意味著，中國內地直接和間接投資股市的個人賬戶已經達到了一億。
有人據此認為，按照每個城市家庭3個人計算，這1億賬戶代表著至少3億中國城市居民，這相當于美國公民的總數，中國已經擁有全球最大的股民群體。同時，除去基本沒有能力投資股市的低收入家庭，中國市民階層已經基本進入了全民炒股的階段。
但業內人士對這個流行一時的觀點普遍表示置疑。中信證券研究部總經理徐剛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指出，由于大多數股民同時在深滬兩市同時開戶，加上有些機構為了掩蓋做莊行為，利用數十甚至數百個人帳戶操盤，因此根據他們部門測算，全國真正炒股的人也就3000萬左右。
徐剛的計算結果，代表了大多數專業人士的觀點，但他們普遍認為，由于一個家庭極少重復開戶，因此這3000萬股民的投資仍然直接關系到大約1億人的家庭財富。或者說，這直接代表了五分之一城市居民的物質利益。而根據統計，上海和北京的股民賬戶在2006年底都已經超過400萬，幾乎和城市家庭數量持平。
社會學中有個經驗數值：由于人類內在的攀比、模仿心理以及外在的環境刺激(比如商家和媒體的炒作)，當一個社會共同行為群體的人數達到全社會總數20%的時候，往往會出現一個爆炸式的增長。比如，中國網民、高等教育、手機和電視機的擁有都是在普及率達到20%左右時出現“主升浪”的。
這次輪到股民了？
全民炒股還是全民持股？
“2·27”的暴跌，反而刺激了新股民的入市激情。
根據中登公司的數據，2月27日股市大跌后的兩天，開戶數創紀錄地連續兩天超過40萬，從2月27日到本文截止的3月16日，平均每日開戶超過20萬，這是“2·27”之前兩個月日開戶數的1.5倍，2006年的3倍，更是2005年的6倍以上！與此同時，貸款炒股、市場短期交易頻繁等非理性行為開始明顯增加。
股市火爆的沖擊，不僅僅限于經濟領域。浙江一位中學校長說，寒假結束排課時，大半老師都搶著要上午的一二節課，而在過去，由于一二節課需要早起，大多數人更喜歡三四節和下午的課。校長苦笑著說，一看就知道這個寒假里又有好多老師都開了戶(上午三四節和下午的課，剛好和股市交易時間重合)。
吳敬璉在兩會期間憂心忡忡地表示：全民炒股是不正常的。但很快引來了諸多經濟學家和證券界人士的反對。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教授向《財經時報》表示，他并不認為“全民炒股”的時代已經到來，因為1億人僅僅占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這與成熟市場國家的股民比例相比，還差得遠。據了解，在香港和新加坡，股票投資者約占總人口的18%，美國有一半家庭直接或者間接通過基金投資于證券市場。華生認為，而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中國股民的數量將繼續加速增長。
華生同時明確表示了與吳敬璉相反的觀點：全民投資股市，才能使得生產資料被最大多數的公民和勞動者擁有，這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必然方向。而劉紀鵬等一些經濟學家則直指吳敬璉“全民炒股有害論”的理論基礎——“股市賭場論”：盡管股市本身不創造價值，卻是實現和促進市場要素有效配置的最重要的平臺，因此，這個市場的參與者和參與資金的增加是好事。
資深市場人士、著名股市評論員曹中銘認為，關于“全民炒股”這一爭論看似針鋒相對，其實雙方無論是在認識論還是方法論上都無大的區別，分歧基本出于表述上的差異：全民炒股還是全民持股？
吳敬璉將“炒”定義為買賣周期在六個月內的交易。而多數專家盡管對“炒”的理解不完全一樣，但也大都不提倡頻繁而短期的投機性交易。
據市場人士介紹，喜好頻繁短期交易的，主要是入市兩年以內的新股民，而股齡長短與交易周期呈明顯的正比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全民炒股是全民持股的必然階段，兩者同樣是統一的。
“他們”不再被忽視
來自新浪網的觀察表明，自從去年夏天開始，在新浪新聞排行榜上，點擊率最高的前20條財經新聞中，與股市直接相關的往往占據90%以上。據記者觀察，這個比例在最近兩個月更是高達95%和100%。某網站編輯則告訴記者，現在他們都取消了新聞點擊率的總排行榜，只保留了分類排行，“否則全都是股市新聞，會影響網站形象。”
法國汝拉省前省長、國會議員雅克在2002年第一次來中國旅游，導游告訴他：中國人現在最關心的是股票和足球。當時在中國街頭的報攤上，有個很有趣的“三三”現象：三分之一是以足球為主的體育報刊，三分之一是以股票為主的財經媒體，其余占了三分之一。雅克說，當時他很吃驚，因為這與他印象中的社會主義國度很不一樣。
2006年，雅克再次來到中國，他發現報攤上的足球報刊少了一大半，股票和財經的媒體卻占了一大半。他告訴《財經時報》記者，自己因此相信，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沒有倒退，而且已經是個不可逆的進程，同時他相信中國人是很有“市場天賦”的。
2007年2月28日，記者告訴雅克：關于中國股市在2月27日的暴跌，海外媒體的報道比中國國內媒體還多。雅克以法國人慣有的哲學式語言說：中國人已經適應了市場，世界卻還沒有來得及適應已經市場化的中國。
中國的股市也正在越來越“市場”。
曹中銘回憶說，在1997年之前，中國股市的決定力量其實就兩種：莊家的資金操縱和管理層的政策調控，因此“跟著莊家走”和“要聽政府的話”成為了股民中的座右銘。其中政府行為之登峰造極者，是1996年12月份，管理層以《人民日報》社論等“12道金牌”打壓股市的奇特事件，其次則是1999年為了刺激消費再次以社論形式引發的“5·19行情”。
事實上，當時管理層的某些宏觀調控政策，在現在看來，其目的基本或者完全出于宏觀經濟需要，卻絲毫或基本沒有考慮到市場投資者的利益和感受。這或許是在市場發展初期，管理層在投資者數量上的“小眾”與股市的宏觀服務屬性之間的必然矛盾取舍。
將中國股市這種厚“大”薄“小”的作風發揮到極致的，是2001年夏有關部門宣布將國有股減持以補充社保賬戶，這直接引發了中國股市歷史上最漫長的熊市和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政策爭論，并成為次年“兩會”期間最為焦點的經濟話題，盡管這次會議開幕之前并沒有預定討論這個話題；而在兩會之后，有關部門宣布暫停國有股減持的計劃。有社會學家評論說，這是股民的利益和訴求第一次改變了某個歷史進程，他們從此作為一個獨立的利益群體走上了中國經濟博弈的舞臺。
2005年開始的“股改”，成為第一次向全體股民的戰略讓渡。以此償清“原罪”之后，管理層對市場的調控政策日趨和諧和成熟，以至于在最近的“2·27股災”之時達到“不調而調”的境界。
事實上，當中國股市的直接利益者達到1億時，他們和這個市場的間接利益者，已經基本涵蓋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多數敏感群體，比如形成中的中產階層。也正因此，中國股市的管理層在制定和實施各種宏觀調控政策時，已經基本無需面對市場投資者和國家宏觀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取舍。
“他們”改變了自己
券商郭德剛在2003年時有一次駕車違章，交警發現得知他身份后，立刻臉色鐵青，處罰也比規定的重了許多，郭沒敢吭氣，他知道這位交警炒股虧了。去年底他再次違章，交警滿臉堆笑地要了他的名片后，揮手放行，郭德剛知道，他炒股賺了。
股評家魏中華，在10年前因為炒股票而被認為影響不好，從而失去了提拔為副處長的機會。一氣之下，跳槽到一家證券公司。10年后，他還只是一名正科級的市場分析師(股評家)，但在參加一次朋友的婚宴時，卻被主人安排到了主桌，同桌的不是廳處級的官員就是大學教授。魏依稀記得，在幾年前某媒體關于職業社會形象的民意調查中，大學教授和公務員都位列三甲，股評家卻是倒數第二，夾在出租車司機和發廊女之間。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某個具有特殊且中性屬性的群體，當他們占全社會的人口比例達到某個臨界線時，由于相互認同者增加和群體博弈能力的提高，其社會認同也會明顯提高。
當然，對于證券界人士和股民來說，其社會認同的提高，不僅僅是由于數量的增加，更由于市場的向好，使得作為其共同屬性的股票投資行為，在最近幾年由中性偏負迅速變為中性偏正面，并因此吸引更多的社會成員加入這個群體。
因此，股民群體的繼續擴大速度和其社會認同度的提高，首先決定于市場本身的方向。好在至少從目前看來，已經持續近兩年的上升方向還不會根本改變。
看空者最大的理由，是股市市贏率太高。現在已經達到了38倍，高出美國、香港一倍多。但根據中信證券的研究部總經理徐剛的測算，2006年和2007年，中國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分別能提高30%和25%，因此中國股市的動態市贏率也就在23倍左右。“還是有些高，但已經不是很高了。”許剛同時認為，央企資產注入將在1-2年內徹底改造中國股市的微觀結構，2007年資產注入將取代股改成為市場新的引擎。
據有關部門統計，2005年中國全部工業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為14.4%，而上市公司中的工業企業則只有9.4%。這表明，作為資產注入方的非上市公司，其資產的盈利能力要好于資產接受方的上市公司——這將引發另一場價值重估，也將清除最后的一點泡沫。
事實上，即便還有泡沫論，也并不意味著股市就一定跌。比如北京科技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趙曉就認為，中國在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的過程中，也將難于避免地生成它自己歷史上最大的泡沫。中國政府唯一可以進行的選擇是，將泡沫引向房地產還是引向資本市場？答案當然是后者。因為股市泡沫的收益是被多數人所分享的。與此同時，股市泡沫的結果是大量資金流向工業領域，從而有利于中國工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曾經比趙曉還要悲觀的經濟學家謝國忠，同樣認為中國股市有泡沫，卻預測說：泡沫還能再擴大一倍。
這種有泡沫也能繼續上漲、而且必須上漲的奇特市場形勢，或許可以解釋吳世音和郭德剛失靈的預感，也繼續改變著一些市場群體的特性。
比如在崇尚實業的溫州人眼中，炒股的人一向被鄙視為“不學無術”。溫州證券營業部的數量長期不如西部一些貧困城市，溫州有些證券營業部甚至連正門都不敢開。但到了2006年，溫州的股民數量不僅趕上了東部大多數城市，而且終于昂首挺胸地從正門走入交易所，因為，他們背后有1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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