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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前首相俾斯麥曾說法律與香腸較類似，你若喜歡，最好不要看到它們的制作過程。早前英國《星期日郵報》關于蘋果血汗工廠的報道，就給我們掀起了“富士康”勞工待遇的裙裾一角，當國內媒體一路跟進，輿論風暴弄得“蘋果”返身調查，于是風波襲來。8月28日《新京報》消息：因報道“富士康虐工事件”而被卷入訴訟中的兩位新聞工作者昨天得到來自所供職單位的支持。《第一財經日報》昨天下午向富士康公司發函稱“記者報道屬于職務行為，報社將動用資源支持兩人全力應對訴訟”。
“中國出口冠軍的富士康向兩名記者索賠3000萬”，這“千萬怒火”的寓言看似詭異，其背后的愛恨情仇卻也鮮明。富士康巨額索賠的底氣一定程度上顯然來自“蘋果”上周發布的關于富士康iPod代工廠的勞工調查。但這份“清白書”似乎并不怎么受民眾的待見：一是蘋果的報告中也顯示了富士康員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超出35%，四分之一的員工極有可能連續工作6天以上；二是從專業的國際勞工組織到坊間市民都在質疑這份報告的客觀公正性——抽樣樣本竟然是10萬中才抽取100人；調查竟然是在缺乏第三方獨立調查公司在場和政府職能部門監管的前提下，完全是利益關聯方的私家行為，其結果客觀和程序正義難免倍受質疑。
在富士康的“千萬怒火”背后，還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警惕：一是若論“始作俑者”理應是英國的媒體，為何“放任”《星期日郵報》的“失實報道”避而不談、而找國內媒體的跟進報道“申冤”？二是富士康顯然不是不懂法律，倘若真要打官司巨額賠償維權，富士康應該起訴的是傳媒單位，而不是編委和記者兩人，按照有關司法解釋，這篇報道屬于職務作品，同時列有作者和新聞單位的，怎么會只起訴作為自然人的新聞工作者呢？三是從訴訟實踐看，千萬的訴訟標的對于普通新聞工作者而言無異天方夜譚，即便富士康勝訴，法院也根本不會支持其高達千萬的賠償金，那么它又何以以千萬起訴呢？……
請允許筆者以“最壞的惡意”揣度一下：富士康與新聞工作者的經濟地位的落差是觸目驚心的，其刻意規避傳媒公司作為被告，是為了更加突出其在訴訟中的優勢地位，揮舞巨額訴訟大棒，無非是假借訴訟權利的濫用而嚇倒被告，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將被告拖垮，借以“暈輪效應”而警告媒體輿論。
世界經濟論壇認為，具有社會責任感是決定企業能否在全球化運作中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古典經濟學曾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社會責任，而進入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早擴展為善待員工、節約能源、保護環境和重視慈善等，理論而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而獲得的收益遠大于因遭受貿易壁壘而攀升的成本。企業的社會責任與道德標準的提高不是一種境界，而是一種生存方式。遺憾的是，我們轉軌時期特殊的制度安排也即“后發劣勢”使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正在“被動地”縮小。當我們眼里只有低價、而對低價背后的勞工生態漠不關心的時候，當法律法規對弱勢群體的庇護在資本面前淪為紙上畫餅的時候，請記得約翰？鄧恩的話吧：“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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