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由勞動糾紛引起的索賠案，卻意外地爆出了煙草行業的驚人收入——杭州煙草中層干部年收入達30萬元。

　　在南方某省工作的小李，近來一下子感覺手頭寬裕起來了，自他從省政府機關調到某銀行工作后，月收入便從原有的不到2000元一下暴漲到4000多元，而這還不包括價值1000元的理發卡、一年20張電影票以及不用花錢的免費工作餐等福利。

　　據該省統計局2006年1月25日發布的《200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5年，該省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14162元。換言之，該省在崗職工的月平均工資是1180元。計算一下可知，小李現在的月收入是該省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近4倍。

　　在“北京移動”工作的師先生則告訴記者，他們單位像他這樣工作滿5年的正式員工，月收入在1萬元左右。

　　事實上，壟斷性行業職工除收入高外，還有看不見的、沒有反映在賬面上的各種福利待遇，由這些福利待遇導致和衍生的行業不公平，更是廣受詬病。

　　“電力企業職工用的都是免費電，通信行業都是免費打電話……”針對公眾對壟斷行業職工享受福利的質疑，一些壟斷行業的職工也頻頻借助網絡進行了辯駁。比如，一位電力企業的職工就介紹說，用福利電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事，那時他們用電都是包干制，一個月交10元錢，就可以隨便用電。現在不行了，電力企業的職工家里都裝上了電表，不管誰家用電都得到銀行交電費。

　　據記者了解，現在一些電力企業職工用電，確實如上面那位職工所說的那樣，福利電已經在近幾年被取消了。但實際上，他們現在所享受到的新福利，遠比過去免費用電這種老福利更豐富，更實惠。比如，他們會發各種各樣的福利卡，有的是到面包房買面包的卡，有到是到洗衣店洗衣服的卡，還有的是百貨商店的購物券、郊區度假村休閑卡。

　　一位從事電力建設的職工說，他畢業時大部分同學選擇去了電網公司和發電廠，他本人則選擇去了電力建設單位。畢業11年后，同學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體現了出來。一般來說，電網公司的收入高于電廠，電廠的收入又比建電廠的高。而在電廠中，新電廠的收入要比老電廠高，因為新電廠職工少，人員結構比較合理，人力總成本低于老電廠，發到每個人手里的錢自然比老電廠多。

　　即便在同一家企業，收入也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位電力中專畢業的電力企業職工說，由于他本人是臨時工，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兩萬元左右，包括補貼、各種名目的獎金和過節的購物券等，而和他同年的正式工收入有的能達到15萬元左右。

　　根據業界的說法，電力企業確實有高薪人員，比如拿年薪的高管、總部人員，經濟發達地區或資產質量、經營狀況較好的電網企業，以及一些容量大、人員少、煤耗低的新建發電企業的員工。

　　一位電力企業的職工甚至說：“正因為待遇好，現在電力系統都快成世襲的了。職工子女讀個技校，常常就成正式的了，以前在中專學校，每個班也是先留出一定的名額給職工子女，如果運氣好，班上職工子女人數不多，其他人才有機會進入。”

　　這種狀況在交通行業同樣存在。據媒體報道，在鐵路行業，浙江某站段一線基層職工月收入也就1000余元，而站段負責人的收入已經高達七八千元。

　　“壟斷行業的員工獲取超過社會平均工資的高收入肯定不合理。”長期致力于社會公平研究的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吳忠民教授說，之所以不合理，是因為在這些行業，員工的高收入不是來源于該行業的正常經營收入，而是借助壟斷地位獲取的高額壟斷收入。而這些行業的壟斷地位，與微軟等企業在發展中形成的壟斷還不一樣，它是由國家行政力量決定并形成的。

　　吳忠民認為，個人取得合法收入，無非是依據兩個指標：一是勞動量；二是勞動要素的投入。拿通訊行業來說，該行業員工的勞動量并不比制造業、服務業員工的單位時間勞動量投入多，因為通訊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其各個勞動要素的投入也都是國家的，和個人沒有關系，不能構成這些行業給職工以高待遇的理由。這些壟斷行業的產品不按市場規律定價，而是依靠國家給予的壟斷地位“攫取”壟斷利潤，當這些壟斷利潤的分配權被這些壟斷行業自己掌握時，一些企業一邊虧損，一邊給員工發放高工資、實行高福利的情況就不足為奇了。

　　吳忠民認為，壟斷行業對員工實行高福利高工資，是行政權力被濫用的結果，反映的是群體性腐敗，不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著名行政法教授馬懷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壟斷行業出現的“福利腐敗”現象，大多是在計劃經濟年代就有了，但由于當時沒有形成行業間的巨大差別，職工們還沒有在收入、福利上出現巨大的差距。向市場經濟轉軌后，各行業的發展包括競爭都不一樣，有些行業利用其壟斷地位，實行高福利，有些行業沒有壟斷地位，完全進入市場之后失去了原有地位，“壟斷福利”的問題就出現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均認為，在分析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福利形成的原因時，一定要充分考慮行政的力量，是行政這只伸向市場的手制造了壟斷行業的“兩高現象”。就拿此次商業銀行聯手收取跨行查詢費來說，它們根本不理會社會輿論的反對。這樣做的結果，只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唐均說，行政力量造成的問題還需要行政手段來解決，關于壟斷行業的“兩高”現象，近年來雖討論了很久，但從成果看，一直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行政干預不夠。

　　吳忠民則主張，抑制壟斷行業的“雙高”，最好通過增加壟斷行業的競爭和提高行業管理透明度來解決。

　　“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解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狄煌認為，事實上，近幾年國家已經在不斷增加壟斷行業的競爭了，從剛開始的寡頭壟斷，逐步向有限競爭發展，但是結果并不理想，除減少了部分社會成本，如降低老百姓公共生活費用和提高了服務水平外，在抑制收入和福利的“雙高”方面，成效并不顯著。

　　狄煌建議，除了控制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和成本外，還應該考慮加強行政管理力度，加大行政監察和懲罰力度。

　　他說，改變壟斷行業的“雙高”現象，非一日之功，需要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增加其他弱勢人群的收入，抑制壟斷行業工資福利提升幅度來雙向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