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最后一根稻草”論：1997年不計非法收入，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42；計入非法收入后，則變成0.49

　　中國應該計算農村、城市和全國三個基尼系數。“只要數據來源有效，農村、城市、甚至每個行業都可以核算。這樣不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還能在細分之下看出問題之所在。”

　　如何讓調查對象心甘情愿透露真實收入，是馮育毅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頭疼的問題。

　　馮育毅是國家統計局貴州調查總隊隊長。調查總隊是國家統計局最有力的觸角，擔負著采集各項原始數據的任務。但現在，收入問題的調查卻讓他們遭遇了難題。

　　不久前，馮育毅所在的調查總隊舉行了城鎮居民入戶調查方法改革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反映最多的問題是進行入戶統計的困難。

　　“如果我來問你，你是否愿意告訴我你的真實收入？”14日，在電話中，馮育毅反問《第一財經日報》。

　　在收入分配改革成為中國改革28年后的熱點話題時，如何準確地摸底和測度中國各階層的收入水平，正在考驗著中國統計官員和學者的智慧。

　　收入摸底難題

　　最近的關于中國收入差距的數字還是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中國基尼系數0.47，中國的官方統計機構并未發布相應的數字，國家統計局也并未將基尼系數列入定期公報行列。

　　事實上，對于城鄉居民收支樣本數據的采集和基尼系數的核算，在中國統計系統始終在進行。世界銀行的數字也是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的支持與提供。居民收支數據的初期樣本的收集由統計局原先的城調隊和農調隊承擔，今年開始由調查總隊負責。

　　所謂原始數據，就是具體到每戶對自家收支情況的登記。這是測度收入的最源頭，但統計系統內部人士都表示，原始數據的獲得都非常困難。

　　“都有隱藏收入的心理，不肯把真實的情況報出來。”已經退休的陜西省統計局總統計師楊永善對本報記者說，“他們總認為給統計局提供數據是負擔，尤其是收入數據。”

　　因為隱秘的原因，現在每年的基層統計都像拉鋸戰。身處一線的貴州調查總隊入戶處的周處長對此感覺更為明顯。由于新的改革方案醞釀將每年1/3的換戶比例提升到1/2，周處長擔心他們的工作量將翻倍。

　　“現有住戶做思想工作已經很費力了。”周處長對本報記者說，10元一次的調查補助顯然太單薄，調查員一般都是靠“熟絡”關系、或者拉親帶故維持著居民收入數據的獲得。

　　楊永善說，有時這種統計還會引起糾紛，有的年頭忙起來就不搞收入的數據收集了。馮育毅則表示，近幾年統計改革正在加快，可以保證每年的數據收集，但是數據質量難免有紕漏。

　　在收入樣本的獲取中，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情況最難獲得。楊永善認為，高收入家庭的數據比普通家庭的數據更有不準確的可能，容易虛報。

　　非貨幣收入的統計顯性化

　　這種說法得到了一些學者的確認。長期研究收入分配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人偉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他帶領中國社科院做的三次全國抽樣中，樣本收集的局限之一是進不了一些高收入家庭，包括一些大型企業領導。

　　“這方面的研究迄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位因在收入分配方面有突出研究成果而兩度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的學者說。

　　在1989年、1996年和2003年，趙人偉和北京師范大學學者李實帶領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對全國進行了3次抽樣調查。最初的一次也是中國研究機構最大的一次付費入戶調查。調查樣本包括農村1萬戶，城市9000戶，付給每一戶被調查人30~40元錢費用。這三份樣本至今仍然在被很多學者引用。

　　趙人偉團隊設計的調查問卷和國家統計局的問卷有所不同，前者囊括了城市居民補貼方面的問題。在他們看來，除了貨幣收入之外，城市相比農村還享受各項如住房、水電煤耗、醫療等補貼，這些非貨幣收入是反映收入差別的重要的一部分。

　　在這點上，馮育毅認為，統計系統的一些問卷是滯后于現狀的。改革帶來收入來源變化很快，而問卷的設計遲遲沒有修改。馮育毅說，這方面的修改必須等待國家統計局的統一指令，保證全國的統計口徑一致。

　　趙人偉則表示，統計局也一直在進行問卷改革，只是還不足以完全對接上現狀。

　　基尼系數“中國特征”

　　除了源頭數據的準確性之外，基尼系數在中國的“適用性”也備受爭論。

　　近期，陸續有官員表示中國的基尼系數要打“國情折扣”，中國的貧富差距實際是被夸大了。國際上公認基尼系數大于0.4會引發社會的動蕩，而中國在2000年就已經超過了這個“警戒值”。國家統計局的一位高層不久前表示，中國的城市基尼系數是0.37,農村的是0.38,兩個經濟體系內都沒有越過警戒線。

　　趙人偉認為，基尼系數應適用于一個經濟體“均質性”較高的國家，比如瑞士。而中國的經濟“均質性”較低；農村、城市的差異都會干擾全國基尼系數，可以允許基尼系數大一些。

　　但也有學者指出，城鄉的二元結構，反而隱藏了一部分收入差距。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管理辦法教研室主任顧海兵表示，由于城市之間、城鄉之間在享受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成本差異，因此，表面上同樣的收入，實際上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此外，由于上億的外出農民在城市中沒有戶口，他們沒有進入城市居民調查樣本，顯然現行的基尼系數也無法考慮這一因素。

　　趙人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應該計算農村、城市和全國三個基尼系數。“只要數據來源有效，農村、城市、甚至每個行業都可以核算。這樣不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還能在細分之下看出問題之所在。”

　　尋找技術手段的解決

　　雖然在現狀下影響基尼系數的因素很多，但中國學者也正試圖從技術角度解決測度難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世界商業報道(biz.icox.com)采訪時表示，經濟學家還是可以用一些現代經濟學的手段來估量各類因素對基尼系數的影響。比如腐敗方面，南開大學陳宗勝教授曾提供了一個數字，1997年不計非法收入，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42；計入非法收入后，它變成0.49。

　　“雖然0.07看起來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很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草。”吳敬璉說。

　　今年73歲的趙人偉在2004年的一份研究中就提出了“財富分配”概念，希望用時點數據的對比，從另外的角度彌補單純收入分配比較的不足。

　　趙人偉表示，就收入和財富的一般區別來說，收入指的是人們(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的全部進賬；而財富指的是人們在某一時點所擁有資產的貨幣凈值。兩者之間存在的互動關系被他概括為：過去的流量必然影響當今的存量；而當今的存量又必然影響今后的流量。“如果一個人有三套房產，那么他可能都不需要有其他的勞動收入。”

　　在數據獲得方面，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改革也在進行之中。

　　“我覺得要得到更有質量的數據，就要提升基層的統計經費。”盡管對提升換戶比例仍然感覺困難，貴州調查總隊入戶處的周處長仍表示，除此之外，提供真實的數據應該是每個樣本對象應盡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