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來，我們對稅收有一個經典的解釋，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說，稅收來自于老百姓，經過預算分配，最終也用到與老百姓切身利益相關的方方面面。這句話從社會整體意義上恰到好處地說明了稅收的來源和用途。

　　其實，我們對這句話的順序稍作調整，則能說明另外一個問題，即為什么要納稅。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納稅并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甚至會使人的“痛苦指數”上升，不然，就不需要稅收征管機構了，偷逃稅的現象也不會發生。然而，從社會整體來看，納稅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國家的理念中，這種不可避免性惟有“死亡”才與之可比。為何不可避免？因為要“用之于民”。有了這個“需要”，才會產生征稅的要求，公民納稅的義務才會不可避免。依照這個邏輯，在這里真正需要解釋的，不是“取之于民”(當然，如何“取”也很重要)，而是“用之于民”，一個社會為什么會產生這種“需要”。若是對“用之于民”道不清，說不明，則“取之于民”自然就難上加難了。相對于前者，后者只是一個手段而已。馬克思曾經說過，需要總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產生。把“需要”解釋清楚了，滿足需要的手段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為何會產生“用之于民”這種需要呢？其實，我們從2003年那場“非典”危機中就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人的一生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和危機，而且從娘胎里就開始與之伴隨。一個人能來到這個世界，是一種幸運；一個人能活到老，則是一種幸福。饑荒、疾病(尤其是各種流行病如禽流感、艾滋病等)；各種自然災害，如沙塵暴、地震、旱澇、臺風、海嘯、泥石流等；國內國際各種利益矛盾引發的沖突和暴力，如社會群體事件、偷盜、搶劫、兇殺、甚至戰爭等；經濟活動中投資失敗、破產、失業等；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火災、車禍、食物藥品中毒、意外事故等；社會生產過程中各種工業事故，如礦山塌陷、有害物質泄漏等；……這個風險清單我們還可以列舉得更長，對每一個社會成員來說，這都是需要面對的。在諸如此類的風險中，有些屬于私人風險，是個人和單位可以應對的；但更多的是屬于公共風險，需要集體行動來防范和化解。正是各種各樣的公共風險、公共危機對社會成員構成威脅，才促成了社會公共需要的萌生和發展。防范和化解公共風險的這種集體行動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成為政府的行動，并在歷史演化過程中日漸定型為國家的職能。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政府提供的每一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本質上都是為社會成員防范和化解可能遭致損害的公共風險。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是一個社會的“公共保險公司”，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各種“保險”，社會成員所繳納的稅收本質上就是一種“保險費”，只是其關系比保險市場更為復雜，由稅收形成的“公共保險費”如何使用和分配有更復雜的規則和程序。例如，一個國家要有軍隊，以防范他國的侵略；還要有警察，以維持社會治安；還要有各種法律制度，以協調各社會成員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還要建設各種社會公共設施，以使社會生產和生活得以順利進行；還有各種公共服務需要政府來提供，如垃圾的處理、流行病的預防與控制、生態環境的保護等等。諸如此類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都是現代社會政府為社會成員防范公共風險而提供的各種“保險”。不言而喻，這與每一個社會成員息息相關，只要你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你就不能說，你沒有享受軍隊、警察給你帶來的安寧和安全；你更不能說，沒有政府，你會生活得更好。既然如此，每一個有能力的社會成員就有交納“公共保險費”(即稅收)的義務。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公民向國家繳納稅收與向保險公司交納保險費是類似的，是為了防范和化解個人和單位所不能承受的公共風險和公共危機。

　　我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從國際的視野來看，不發達本身就是吾國吾民的最大公共風險，中國的近代史使我們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加快發展，無疑地成為我國防范和化解來自國際公共風險的最有效手段。而加快發展，除了經濟總量的擴大，還有社會的發展；我國是個大國，還要讓城鄉、區域統籌發展；發展會影響環境，這就要求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協調，實現清潔發展；發展要耗費資源，而資源是有限的，這就要實現節約發展，只有這樣，中國的發展才能是全面的、協調的和可持續的。若發展不能實現可持續，這無疑是另一種公共風險。事實上，當前我們正面臨著多種公共風險交織并存的局面，如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調、城鄉發展失衡、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生態環境仍在惡化、過度依賴外需和國外技術、社會矛盾增多等等。正是對這些公共風險的準確把握和判斷，黨中央、國務院及時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等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并以改革的精神來一一具體落實，以防范和化解上述種種公共風險。

　　新時期的新任務，給“用之于民”提出了新要求、新原則和新思路。在今年3月份通過的《2006年中央與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就鮮明地體現了“用之于民”的時代性特征。在中央財政支出安排上，更多地向“三農”傾斜、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向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等社會發展領域傾斜。如2006年中央預算安排用于“三農”的支出將達到3397億元，比2005年實際執行數增加422億元，增長14.2%，高于中央財政總收入、總支出的增長水平，在中央總支出增量中占的比重達到21.4%。這樣的支持力度可以說在我國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中央對防范和化解“三農”問題這個涉及8億農民的中國最大公共風險的決心和信心。還有對就業再就業、社會保障、自主創新、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增加了更多的財力。中央支出結構的這種變化更貼近了以人為本的宗旨，符合為老百姓防范和化解新時期公共風險的要求，這自然也是為中華民族復興大業規避公共風險的有效舉措。

　　由此不難看出，正是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公共風險的存在，才使“用之于民”有了本質的歸屬。用之于民，也就是用之于為民防范和化解各種各樣的公共風險，包括來自于大自然的、來自于經濟運行過程的、來自于社會領域的，也包括來自于國際社會的。正是這種“公共需要”，才產生了“取之于民”的社會要求，社會成員也才有了納稅的義務。這種義務對應的是社會成員規避各種公共風險的權利。政府作為公共主體的職責就是滿足大眾的這種權利要求，為民防范和化解各種類型的公共風險，實現經濟秩序、社會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和諧，使每一個人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