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變成平庸，平庸拼搏強勢，這就是市場中永遠的游戲規則。然而在近些年的中國，既出現了一夜暴富的“明星”，也不乏因“非正常原因”迅速墜落的“流星”。從早些時候的周正毅、仰融，到后來的張海，再到現在的“資本之神”顧雛軍，幾年再回首，《福布斯》大陸富豪榜儼然成了一些富豪的“追魂榜”。沉浮中的“問題”富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整個環境下經濟發展的縮影。他們曾經的輝煌和敗落，似乎能給人們帶來更多的啟示。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們在財富排行中迅速消失的呢？其中有五個最主要的原因。
多元化泥淖
專家分析，在富豪的財富蒸發故事中，多元化往往扮演著一個致命殺手的角色。一位企業家認為，企業多元化經營應該選擇主業已經能夠在市場上稱強甚至稱霸的時候拓展，而該富豪在市場上還沒有站穩腳跟就倉促上陣。
在內地其他省市，由于深陷多元化泥淖而導致企業崩盤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比如德隆，其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德隆類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模式和多元化經營策略的失誤。事實上，多元化之路并非不能走，而需要根據企業實際狀況謹慎行事。否則，將成為財富蒸發的“最直接渠道”。
股市作弊現形
中國的爭議富豪顯然“充分”利用了中國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的不完整性或缺陷，采取股市詐騙的手段，東窗事發則財富一瀉千里。
仰融，老謀深算地通過華晨控股客車、資本運作使國有資本私有化，涉案財富70億元；周正毅，通過農凱集團虛報資本并操縱證券交易，涉案財富31億元；錢永偉，操縱新萬泰香港夸大盈利、蒙混上市，等等。
富豪們“玩弄”股市大致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財務造假，制造企業經營假象后上市圈錢。步驟大致可分為炒作概念-財務造假-上市。通常炒作概念是一個重要的環節，正是有了種種光環，才得以一步步前進，但問題一旦被揭露，股價即刻崩盤，一瀉千里。
另一種是借殼上市，通常是與巨額的銀行騙貸聯系在一起，在成功使財富虛增之后，通過并購交易把自己的業務或資產并入到一家已經上市的企業中，并在并購后的頭年制造“輝煌業績”的假象，在資本市場獲取更多的利益。
金融詐騙敗露
代表人物是名列“2001年度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二、曾經被財經界驚呼為“黑馬富豪”的荷蘭籍華人楊斌。2003年6月，在對楊斌的6項指控中，僅偽造金融票證一項，涉案的數額就高達17億元人民幣。
陳克恩的神龍集團是又一個典型金融詐騙的例子。集團高層曾向員工授意說：“不要做什么貿易，就給我專心貸款融資好了。每個員工只要從銀行貸到款，就給3%-5%的獎勵。”神龍集團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有貸款，而且整個集團在福建的所有資產都被法院凍結或者查封，已經沒有任何資產可用來抵押貸款了。
金融騙貸通常與房地產結合在一起，如通過勾畫圈地藍圖-落實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資金-拿到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批文-以承建單位資金鋪墊-搞定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完成收益周期。或者是虛增資產，以“滾雪球”的形式達到暴富。如買進一塊地皮-以高于原價評估抵押貸款-再買進地皮-再抵押貸款-以“滾雪球”的形式使資產劇增，期間配合各種聲勢炒作，從而騙取更巨額的貸款，然后進行資本運作，一旦資金鏈斷裂，財富便如雪崩。挪用巨資事發
去年9月16日，科龍電器前董事長顧雛軍被逮捕。對于今年年初才榮登“胡潤資本控制50強”第一人的顧雛軍來說，他也許不會想到，自己會步第一屆榜首德隆唐氏兄弟的后塵。
隨著顧雛軍的被捕，近來著名的三大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案——創維黃宏生案、金正萬平案、科龍顧雛軍案，最終都走上了被懲罰的道路。
包括顧雛軍事件在內，不少類似的富豪落馬盡管情況比較復雜，但是，作為民營企業家，應從中吸取的教訓是，對于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和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的民營企業而言，“發展為王”與“治理為本”并重更加重要。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張文魁所言，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的控制人往往擁有多個企業，更容易通過關聯交易，來操縱利益和掩蓋實情。而且大民營企業踐踏公司治理規則，會大面積地造成小股東、債權人、利益相關者的損失和惡劣的社會影響。
成也官商勾結敗也官商勾結
曾在2001年進入“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榜”的周正毅，因涉嫌虛報注冊資本罪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于2003年9月被捕。有消息說，周正毅案之所以浮出水面，是因為其房地產項目開發資金的危機。
據報道，上海靜安區石門二路以東地塊是上海的黃金地段之一，總占地面積17.64萬平方米，規劃開發面積63萬平方米。周不僅能在該項目中免交數額不菲的土地出讓金，還獲得一系列的支出優惠，節省資金成本一舉超過數億元。
周正毅經營房地產的資金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據報道，周正毅玩得最多的其實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戲。周非法獲得大量地產項目，然后以此抵押貸款，再用貸款收購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購買這些項目資產，在滬港兩地之間又涉嫌外匯非法流出。由此，成立僅5年的農凱集團，才能由5億元的資產迅速膨脹到2003年初的200多億元。
事實上，在諸多翻船的民營企業家事件背后，人們一再地看到類似周正毅案中之“腐敗官員＋金融犯罪＋國有資產流失”的經典犯罪組合。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負責人仲大軍認為：“中國改革20年來基本上是一個漸進的私有化進程，進程中存在著大量的私下交易、官商勾結這種非法的尋租行為，使非常多的官員撈到好處，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也撈到好處。”“這些民營企業家連連出事正顯示出他們的脆弱性，其脆弱性是他們自身因素與制度缺陷雙重原因造成的。而制度缺陷帶來的問題要遠遠大于他們自身的問題。”
經濟學者巴曙松指出，中國富豪分布最集中的行業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濃厚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業。政府的管制造成了行政權力尋租的空間，在這些行業出現問題富豪的概率也越高。“只要政府管制還廣泛存在，只要行政權力還在不透明地參與市場運作，那么，民營企業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動地支付這些租金，問題富豪就難以避免。”
“問題富豪”：轉型體制的照妖鏡
國資委研究中心趙曉博士認為，“問題富豪”的出現具有標本意義，顯示出中國社會制度的正反雙向演變。從“問題富豪”聚斂的“黑金”數額上看，僅排名在前50名者的資產總額已近700億，相當于一個省一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就像一個劣質、起反作用力的杠桿，大到如此份兒上，對某些地方經濟社會的操縱力可想而知。此外，“問題富豪”狂吞國有資產和公共財富的手段極其毒辣。
違法違規視為常事，偷稅漏稅不在話下。如被稱為“蟻王”的廣州“走私大王”鄭洪鈞，糾集數百只走私“螞蟻”瘋狂走私柴油，走私額高達14億元，漁船、運沙船、飛機仔、地下油管油罐、專業油庫……其專業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令人觸目的是，“問題富豪”擁有的幾乎全是“權貴資本”。沒有一個能與官場絕緣，其中多半是官員或者其嫡親，有的是染指官場的黑惡勢力。他們發財的秘訣是權錢置換，因此發家暴富速度和隕落速度同樣驚人。像成克杰、馬向東這些官場“老板”，同時又是身為億萬、千萬的富豪，他們主政的地方，某些領域的公共權力也呈現出可怕的市場化和涉黑化。
他們用權力這只“草船”借到“金箭”后，還要進一步穩固手中權力，覬覦更高的權力，把更多官員拉入“腐敗同盟”，以保證腐敗手段隱蔽化，達到安全與合法化的目標。因此只要有“問題富豪”浮出水面的地方，都有大批官員栽進去，都會造成官風敗壞、世風墮落的后果。除了經濟方面捅出的大窟窿，它給一個地方造成的政治地震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使這些地方在修補地方形象、官員作風和人際關系上付出慘重的代價。
可見，“問題富豪”的價值，就是他們用不規范或非法的手段探出體制漏洞，政策缺失和市場空間，而付出的成本是權力的尋租、法律的尊嚴、社會財富的轉移和消耗、社會心理的失衡，以及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投入遠遠大于產出，整個社會所得到的幾乎全部是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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